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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碳价飙升背后的逻辑与得失

发布时间:2023-03-16

关键词:碳市场、碳配额、碳交易、欧盟、能源价格、碳经济

欧盟早已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中和战略,大力度推广应用清洁能源,建设大规模的风、光电站,碳市场堪称其碳减排政策体系的基石。中国作为全球光伏、风电、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制造业大国,也正推进着“双碳”战略。相似的战略目标下,两地碳价却大相径庭,背后的原因和逻辑值得深思。 

碳价的不同表现

2月以来,欧盟基准碳配额主力期货合约价格(EUA)持续上涨,至 2 月 21 日突破 100 欧元/吨,创历史新高。尽管去年8月欧盟碳价也曾创了99.14欧元/吨的纪录,距百元整数关口仅一步之遥,市场对今年碳价继续走高早已有心理预期,但真正迎来破百时刻,影响还是超出按此价格交易的市场化行为本身,更深入到企业和社会的心理层面。

为了促进减排,中国同样也建立了碳市场,尚处于起步阶段,碳价一直保持数十元的水平,2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(CEA)日均收盘价56.21元/吨,中欧碳价相差十余倍。一种标的物在不同区域的价格差异如此之大,看起来比较奇葩,但其实,价格只是表象。

欧盟碳价飙升的原因

能源市场波动是碳价波动的直接原因,但欧盟无论气价飞升抑或下跌,碳价都保持在高位。去年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危机,极端高温天气进一步推动用能需求,加之法国核电机组出力不足,欧洲天然气供需严重失衡。恐慌情绪支撑气价维持着高位,不得已部分煤电重启以满足电力需求,化石能源需求大增。煤炭是高碳能源,推高对碳配额的需求,碳价一路涨至99欧元。随后,伴随着气价下跌、暖冬、增加配额拍卖等因素,碳价回落。今年以来,各国缩减天然气消费、增加储备初见成效,欧洲储气库水平甚至高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;加之欧盟实施天然气价格上限计划,调整气价过高的市场风险,TTF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从去年8月的330 欧元/兆瓦时已降至目前50 欧元/兆瓦时左右,下跌80%以上。气价降下来,虽然不用继续使用煤炭,但原本受高气价抑制的工业企业开始恢复生产,对欧盟经济增长的预期增强,能源消费需求预期增强,预期碳排放量回升。另外,由于4月底为欧盟碳市场履约期限,一季度碳价普遍偏高。诸多因素,共同推动碳价创出新的历史纪录。

碳价长期维持高位的支撑因素,还是欧盟坚定不移的碳中和战略。欧盟碳市场(ETS,碳排放交易体系)经过十多年发展,从2021年开始进入到第四阶段。2022年12月,欧盟理事会、欧洲议会就ETS(碳排放交易体系)改革法案、CBAM(碳关税调节机制)达成一致,主要包括将碳市场覆盖范围内的行业(电厂和能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)减排目标提升至62%、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和缩短免费配额的时间表等内容,配套的CBAM将于今年10月起试运行、2026年全面实施。随着这些措施逐步落地,意味着未来欧盟的减碳行动向更加纵深发展,碳配额供需将长期保持紧张态势。可见,高碳价是欧盟碳减排政策的应有之意,符合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和预期。

高碳价的减排效应

碳市场作为欧盟碳减排政策体系的基石,通过碳价调整气电与煤电的替代关系,并通过电力市场的边际定价机制,将碳价传导给电价、再传导给用户,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减排目标。

具体机制是这样的:工业活动衰退,碳排放下降,对碳配额的需求下降,碳价就下降,不给企业增加额外的碳价负担;工业活动反弹,碳排放上升,配额需求上升,碳价上升,激励企业投资低碳技术和减排。

能源排放占温室气体总量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三,3月2日,国际能源署 (IEA)公布2022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368 亿吨,创历史新高。分区域看:尽管去年欧洲重启大量关停的煤电厂,但欧盟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仍下降了2.5%;中国在新冠疫情严控措施下,碳排放与前年持平。其他区域则不尽然: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区域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增长4.2%;美国增加0.8%。显然,碳市场对欧盟减排功不可没。

高碳价的负面影响

首先是抑制工业产出水平。高碳价推高能源成本,导致欧元区制造业产能大幅收缩。欧元区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,自去年一季度开始下滑,到今年一季度已跌至近十年均值水平,不少能源密集型企业被迫关停、或者产业转移,而这些企业所生产的原材料将影响更加广泛的下游制造业。

其次是推高欧元区通胀,加大融资成本,不利经济增长。伴随能源、粮食价格上行等不利因素,去年欧盟27个成员国的年通胀率高达9.2%,粮食和能源分别贡献了2.88、2.79个百分点(注: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新浪财经)。加之美联储不断加息,欧洲央行不得不持续收紧货币政策,较高的融资成本打击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,也抑制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支出。

而最难以承受的,莫过于关系到千家万户生命安全的取暖供能短缺,以及与民生福祉直接相关的“能源贫困”问题。“能源贫困”问题主要出自于低收入、房屋绝缘性差、只有低效率加热设备的弱势群体,特别是能源支出大于家庭可支配收入10%的家庭,这样的家庭被称为“能源贫困家庭”。伦敦市早在2004年制定面向2050年的能源战略时,三大目标中就有“通过给予伦敦市民、尤其是弱势群体帮助,使其负担得起基本的温暖需求,从而消除能源贫困”。

去年欧洲电价峰值达140欧元,其中90欧元左右为碳价成本,碳价对能源账单贡献不少,这样的碳负担是否必要也引发很大争议。特别是加重了弱势群体的“能源贫困”问题,甚至导致部分中产阶级也陷入“能源贫困”,还引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,如增加医药支出、影响当地就业等。

不堪忍受负面效应,不同国家都提出应当防范过高碳价的主张。例如,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希望为碳价设置天花板,波兰呼吁设立涨价限制、并打击碳市场的投机炒作。但是显然,相应的政策完善尚需时日。

对碳市场功能的再思考

实际交易中,碳价既是碳市场的风向标,也是把双刃剑,既可能起到促进减排的功效,也可能超出政策设计者的预想,特别是当碳市场规模很大的时候,作为减排成本的碳价最终还是需要由终端消费者全部承担。

由欧盟碳市场波动可以看出,在能源短缺的条件下,高碳价并未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——既不能、也不必要、更不应该,因为短期内的减碳目标更应当让位于能源供给安全。对政府来说,能源安全是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和核心。

这个安全应当包括三个层面,三者缺一不可:一是总量充足,即确保能源供给不能中断;二是价格合理,能源价格波动应在企业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;三是环境安全,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,并尽可能地减少因利用能源造成的环境影响。这个影响,不只有化石能源,也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环境影响。

欧盟通过碳市场推动气电替代煤电,成效显著。中国也在逐步推动降低煤电比重,这点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,能源结构上中国煤电的体量实在太大,需要在保障能源供应总量条件下循序渐进。更重要的是,能源结构背后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同。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,城市化、工业化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,电气化水平较低,能源需求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和经济增长保持一致,总量仍处于上升阶段,而欧洲早已经过了工业化阶段,经济社会处于稳定平台期,能源消费规模变动不大。因此,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的难度更大、需要的时间更长。

总之,碳减排配额作为人工设计的制度性产品,它自身并不具备任何商品或服务属性,它的价格取决于资源稀缺性。碳市场作为减排政策工具箱里面的一个品种,应当与国家(区域)的碳减排总体战略目标和政策体系相一致,而再往上一级,减排政策更应当与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相一致。

(来源:澎湃新闻 作者梁朝晖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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